梦见回家的路
忆及我在国际设计杂志的岁月，起先是作特约撰稿人，后来当上了主编，再后来担任顾问编辑和专栏作家，不禁由此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令我因怀旧而潸然泪下。鉴于这些故事会让你无聊到内牛满面，我很乐意与你分享之，已经过了五十五年，这份讣告也算的上如期而至。
推出工业设计杂志之前，室内杂志（Interiors）的出版人查尔斯·惠特尼（Charles Whitney）在街上偶遇工业设计师亨利·德莱弗斯（Henry Dreyfuss）。“亨利，”他大喊一声，“我正要弄一本面向工业设计师的杂志。”“你牛，”德莱弗斯答道。“干我们这行的不算我14个。”查理特爱讲这故事，尽管我对他中意的那些扯谈大多表示怀疑，倒是从没质疑过这个事的。专业设计师的数量如此之少（实际上，起初就这15位）还真让那时候的某些设计师颇为洋洋。1944年他们刚在纽约法院赢了场官司，确定工业设计是个正式职业。
1954年工业设计杂志第一期出版，由简·米塔拉奇（Jane Mitarachi）和黛博拉·爱伦（Deborah Allen）共同编辑，这两位年轻姑娘之前主要负责室内杂志中涉及工业设计的那块。伟大的阿尔文·鲁斯提（Alvin Lustig）担任美术指导。在工业设计杂志目标读者群的那些设计师中，鲁斯提已经早就大名鼎鼎，两位编辑就稍微惨了点。但是他们都是上上之选。简曾经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菲利普·约翰（Philip Johnson）手下工作，对设计颇有独到见解，再加上她有股子毫不留情的劲头去挖掘那些没有人急着想拿出来分享的东西，而且她还有一种新闻工作者的未卜先知，能发现未来的新趋势，并将其作为编段好故事的选题。黛博拉·爱伦是一位天才写手，她能将常识注入看似玄乎的主题中，她对汽车设计的评论在英美两国名声鹊起。早期她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美国人后来称之为“人机关系”（只有英国佬才管它叫“人体工程学”），从而日益彰显出设计在这个新兴领域的重大意义。
早先的每一期都开荒。刊载的文章考察了汽车工业，产品规划，大小设计办公室的运作方式，使用外请顾问和内部设计师的不同之处。第一期留有出版者附记，表示希望工业设计杂志能作为“未来若干年促进创意的因素。”它确实持续了“未来若干年”，但是一直也没过上什么舒心日子。由于室内杂志的巨大成功，惠特尼对于依靠类似的广告收益支持工业设计杂志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广告主都没来。一则工业设计太新了公司们不易理解-所有设计公司都染上了这毛病。那时候就仨俩人知道设计师是干啥的。颇具意味的是，查理也不是那少有的几个人之一。他从来不能接受工业设计杂志的读者通常不详细指定特别的产品，不管这对他们的客户以及从行业普遍意义上来说这有多重要。室内设计师就这样做：他们会指定其设计所需的地毯，地板，壁纸，油漆和家具，这正是相关产品的承包商会买广告位的原因所在。但是尽管工业设计师会指定产品用铝来制作，但他没有选择是用雷诺兹还是美国铝公司。
工业设计杂志打一起头就力图保住设计与时尚之间的那种区别，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第二期的专题简就写了一篇有关拖拉机的发展的，又长又密的报导性文章，把它当成那种“不是靠整个容就能改进的产品”的例子。安迪·沃霍尔画了一幅折页插图，这种代表性的案例研究变成以后工业设计杂志的标准套餐。“案例研究是一种非常好的途径，它能将大量事实放在一小块地儿里。”黛博拉解释说。
工业设计杂志创刊号刊登了一篇拉迪斯拉夫·萨特纳（Ladislav Sutnar）的文章，这份杂志通常在介绍产品设计师的同时也专题报道平面设计师。Paul Rand，Will Burtin，Leo Lionni，Lou Dorfsman，Saul Bass，Sister Corita，Tomi Ungerer，Lester Beall和Quentin Fiore等人的作品都曾作为主打文章的线年我工作的那家幽默杂志关张了，我从朋友的朋友那儿听说工业设计杂志可能有个缺。我给杂志打了个电话和简约个小会，她想看几篇我写的设计方面的文章。我哪有啊，但是我写过几篇关于计算机（那会儿都没啥人亲眼见过）的文，插图是一位名叫鲍勃·古辛（Bob Guccione）的年轻平面设计艺术家画的（呵呵，谢谢鲍勃·古辛）。我觉着相对于文章简对插图更感兴趣，但是经过一系列测验项目和面试我被录用了。
这时候黛博拉·爱伦已经不是联合编辑而是顾问编辑了，她把家搬去了。但是她在这份杂志中仍很活跃，每星期都来一次，和大伙见面，带走一大箱子手稿和提纲，下礼拜带回来一大堆修改和批注。
这不是一本商业杂志，因为设计不是交易，在这个大前提下，工业设计杂志已经有了一套颇为成形的编辑哲学。我面试工作的时候曾被要求就适用的文章提点想法。我正好刚看过一篇文章提到一种冰激凌容器可以用来当手提袋；豁出去了，我叨咕着说最近关于可重复使用包装的文章不多。
为了完成我在ID的第一项任务，我写了这么一篇文章；用面口袋来做衣服，烟盒空了可以做成完美的玩具舞台；在牙买加，汽油桶摇身一变成了乐器；理所当然的，还有，冰激凌容器可以当手袋用。由于没特别指定什么人管包装这块，我默认的成了负责包装的编辑。
工业设计杂志的员工安排大半是默认的。作为新领域中的首家出版物，这份杂志可没有一池子有经验的作家供参考选用。只有美术指导一个人受过各种设计训练。设计杂志所需要的那种专家非常不好找。那时候的技术编辑是阿瑟·格雷戈尔（Arthur Gregor），一位到处发表作品的奥地利诗人，他有工程学位但对那行完全没兴趣。
想要了解那些年的工作气氛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看电视连续剧广告狂人。那种刻板的两杯马提尼午餐可不是开玩笑的，那叫必要的礼节。而且，在两杯马提尼午餐的那几十年里，查理·惠提尼都要来上三杯。那可是大为不同，因为这就意味着下午啥事都办不了了。对编辑来说倒是影响不大，因为惠特尼很精明的从不碰编辑写的任何东西。但是他严格执行封面权，意味着每个设定的封面都需要整整一下午的攻防战。还有就是他从不过问，甚至看都不看我们交付出版的拷贝，他就是时不常地恍然大明白我们一分钱也没赚着（我们确实没），然后把编辑们叫到办公室里长篇大套的耳提面命一番。
杂志长期缺钱，导致当上主编的我构思出了最为大胆的编辑革新，尽管这和设计还有新闻都沾不上边。几乎每天都有公司召开发布会宣布新产品上市。我们每周都收到几份看起来超有趣而令人无法的邀请函。但是派编辑参加要花钱呐，不仅是编辑有半天时间不在办公室，而且如果会上有酒的话，就像一贯都会发生的那样，当他/或者她，回来/也许回不来的时候，编辑的生产率还得遭受额外损失。因此工业设计杂志谢绝了很多发布会，但是我们需要宣传资料袋里的图片和信息啊。
我想不起来为什么了，但是我住在纽约的起初几年偶然结识了一大票非同寻常的演员，他们成天到处试镜。他们当纽漂。当纽漂的意思就是参加演员招募接受评审。这种羞辱性的日常需要他们衣着光鲜挺括皮毛梳理整齐。经济破产和辘辘饥肠倒不是必须的，尽管他们一般都是如此。此外，他们风度翩翩口齿伶俐。我印了一些通用的商务名片，证明持卡者是工业设计杂志的助理编辑，然后我把名片分发给结识的演员们，要求他们有时候作为杂志的代表出席某些活动。我的全部要求就是他们得把宣传资料袋带给我。而他们得到的回报是免费饮料和免费午餐。确实，午餐通常只包括鸡尾酒和冷拼盘。但是这种活动多半倾向于大事铺张，而且各种零食还是颇有不少的。
演员们喜欢干这个。他们能玩上角色扮演，毕竟他们就是干这行的。工业设计杂志也因为有一个人数极其庞大而且长相漂亮惹眼的团队而名声在外。
工业设计杂志停刊的消息使人想起一些常年哺育使之页码日益增加的奉献者：George Nelson，Jay Doblin，Ada Louise Huxtable，Eric Larrabee，Edgar Kaufmann，Jr.，Reyner Banham。员工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但是还有一些人在浇灌这片土地。简·米塔拉奇，现在应该叫简·汤普森了，她现在担任汤普森设计集团（Thompson Design Group），这是一家位于的建筑规划公司。她的一部著作即将由设计研究学会（Design Research）出版，这家剑桥的设计铺子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建筑师本杰明·汤普森（Benjamin Thompson）开创的。史蒂文·霍尔特（Steven Holt）是艺术大学（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工业设计学特聘教授。鲍勃·马龙（Bob Malone）是机器人与自动化方面的专家，他撰写了“最后的机器人（The Ultimate Robot）”一书及其他相关著作。摄影师莫德·多尔（Maude Dorr）现在在印度博帕尔，拍摄目前仍颇具争议的1984年煤气泄漏事故所造成的后果。奇·派尔曼（Chee Pearlman）管理着从事编辑与策展设计顾问的奇公司（Chee Company）。朱莉·拉斯基（Julie Lasky）是“变化观察家（Change Observer）”的编辑，它是设计观察家（Design Observer）的分支，主要关注社会革新。55年前由两位女士运作的工业设计杂志在这个全部由男性占据的领域中堪称一奇。到了安妮塔·汉娜（Annetta Hanna），奇·派尔曼和朱莉·拉斯基掌舵的年代，这就没什么可扎眼的了。
一些工业设计杂志的编辑在其他领域名声大噪。约翰·格雷戈里·邓恩（John Gregory Dunne）成为了剧作家和小说家。他的孀妻琼·迪迪昂（Joan Didion）以六年前约翰的死为主题撰写了“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一书。前主编吉姆·麦罗（Jim Mellow）凭借他为葛楚德·史坦（Gertrude Stein）和其他“迷惘的一代”作家所作的传记赢得了国际声望。
这本专业杂志开始时名为工业设计，但是人们都称之为“I.D.”。原本每隔一个月出版一次，其出刊频率几经变化，从月刊到双月刊，甚至每年八期。随着覆盖范围的扩张，它的名字改为国际设计。不过不是人人都注意到了；大家还是管它叫“I.D.”。
杂志或者停刊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除了多愁善感的恋旧之外还有别的理由去纪念一下这份杂志的消逝，推测一下这预示着下一家倒霉的是谁，而且，更重要的是，去思考一下用什么东西能代替它的。某一行业成熟的标记之一就是有一份杂志不断的对它进行考察和诠释。这种功能不可能由组织的出版物来完成。很难想象除了互联网之外还能在哪实现这种功能；但是目前同样很难看出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为了回忆这份杂志的一生，我之前曾经来过这儿。1988年我受邀回顾工业设计杂志35周年。下面是我当时做出的最终结论：
工业世纪杂志有一个相当不错的人生开端，比任何新生事物所能期待的都要好的多。我的印象-仅限于此-是这份杂志度过了一段困难的中间时期，它和它所服务的行业同时处于反复无常，缺乏信心和难于理解的状况。种种司空见惯的体重问题，粉刺痤疮，身份混淆，成长差异，才华的稍纵即逝，在那个时期我时常感觉到沮丧的，甚至于扪心自问，“我们哪里出了错？”我的印象-仅限于此-是如今这份杂志拥有了一种令人艳羡的内在力量，自信和发展趋势。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引以为傲，但是我确实为之自豪。
：拉尔夫·卡普兰是“鞭策：设计随笔及其副作用（Cracking the Whip: Essays on Design and Its Side Effects）”和“就这么设计的（By Design）”的作者。卡普兰是前国际设计杂志编辑，现任国际设计杂志和印刷杂志（Print）的专栏作家。他的很多，他曾在缅因州鹿岛干草垛山工艺学校（Haystack Mountain School of Crafts）担任驻校作家，并在视觉艺术学校（the School of Visual Arts）为研究生讲授“设计评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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