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高中时期，我就认识到能为自己创造机会，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我本以为我的大学生活也会这么度过。谁知事与愿违。
大学的我，找到了一份为出版社Little, Brown and Company搬运箱子的兼职，工作地点是在Beacon Hill的一所老宅子里。我负责从大宅的顶楼把装满书的箱子搬到大堂。
那是九十年代中期，Photoshop正逐渐取代传统的喷胶技术，在出版社的艺术设计部门里流行了起来。出版社里总有这样一个小暗室，里头放着一台又庞大又昂贵的老式影印机 - 跟现在价值99美元的扫描仪干的活一模一样。
就这么搬进搬出，我留意到办公室里有一台Mac电脑，而用它来设计封皮看起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有一天，整个艺术部门都出去吃饭了，我偷偷溜到电脑旁，发现了一张表格，列着书的标题，副标题，作者简介和一段简要概述，关于编辑部门想要什么样的封皮。这本书是Scott Freeman的Midnight Riders: The Story of the Allman Brothers Band（《午夜骑士：奥尔曼兄弟乐队的故事》）。
我找了个设计台坐了下来，打算自己动手创建一个封皮。首先是漆黑的背景，然后在正上方用绿色字体打出“Midnight Riders”，最后是一张乐队的照片，也是暗色系的，正好放在标题的下方。我很满意这一切，就把它打印出来，夹在其他一些已设计好的封面中，让它们一同被送往纽约的办公室，等待销售和编辑部门的审批。然后，我默默的回去继续搬我的箱子。
两天后，艺术总监从纽约的办公室开会回来，他拿着我的设计问，“是谁设计的这个封面？”我承认是我干的。他很诧异，“是你？搬箱子的孩子？”我不得不解释道，我懂电脑的。我也是拿着学金上大学的艺术系的学生哪。他二话没说，立马给了我一个全职的offer：来他们这当一个设计师。而我设计的那个书皮也直接被纽约办公室采用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封皮设计得不算太好，但毕竟他们用了。
我有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全职offer。我该接受吗？学院的学习一直挺令人失望的。而在这里，我可以有机会直接与艺术总监一起工作，那可是未来的大师级的人物。在我看来，人们上大学，无非就是为了能有资格获得到一个好的工作：就像我现在拿到的这个一样。我等于连跳：省掉三年时间直接工作了。此外，我想在这里我可以学得更多，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在大学里的日子真是够了。于是我了，在Little, Brown上班了，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了。
我并不主张辍学。你可以选择从一开始就把学习放在首位，也可以边学习边找点可以增长经验的事干干。但我遵从自己的本意，接受了这份难得的工作，这是我的选择，我掌控自己的命运的方式。这一点，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我自己给自己制造机会的例子。
这就像自己建立一支曲棍球队，制作一部好戏，或者成立一个公司，都要比简单的满足别人的期望好太多了，它们更有创造性，更有成就感。
不管是对公司未来的展望，抑或对自己潜力的憧憬，你都必须花时间去思考。我想在一个球队打球，可现在却没有球队要我，我要如何改变现状呢？我讨厌我现在的工作，但我很喜欢工作里的这一小部分内容，所以我应该怎么做呢？任何机会都不会写成清单让你知道，也不可能在你的收件箱里弹出来，告诉你：这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哟。梦想成真的第一步，也是最大一步，就是：筑梦。一旦你意识到这个道理，世界就在你眼前：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新世界。
在Little, Brown正式上班的第一天，也是我成为设计师的第一天，我敲开了艺术总监的办公室，他示意我走到他办公桌这边来。然后，他的左手越过他的右肩，猛的从架子上抽出一本书，丢在桌上。他这么做的时候，就像电影里的绝地大师，眼睛一点都没有离开过我的身上。那是一本Pantone的颜色样本册，他开始翻它。我只能静静的站着，看着他，看他慢慢的一页一页的翻过去，一个一个颜色的浏览。最后，他停在了浅棕色和黄褐色那里。他找到了他要的东西，他撕下这页，他把它丢在办公桌上，用一个手指头指着，无声的把这片巧克力色的样本戳到我面前。然后，冷冰冰的说，“这是我要的咖啡。”
哦，啊。我就为了干这个啊。我可是放弃了一个很棒的学金啊。而现在我必须去楼下那家Dunkin Donuts，问问她们是不是能做出这杯咖啡。这是闹哪样啊？
当然，三秒钟内，我抛开了所有这些想法。我开始认真考虑要如何在咖啡里加适量的奶油，来调出这个颜色。
“开玩笑的啦！你觉得我真有这么混蛋吗？”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学徒生涯：他教我平面设计，向我介绍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Steve Snider，我的艺术总监，和我一起并肩工作了两年的时光。
封面设计是一件很有教育意义的事：任何项目都会有无穷的解决方法。一个好的设计同时会有好几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它必须让设计师自己觉得满意；其次，必须恰如其分的表现出书的内容,讨好作者和编辑部。一个好的封面，要能抢夺眼球，要能对书有合适的定位，要有推销作用，要能增加销售量和吸引市场。
有些时候，设计师们会觉得很，因为他们的设计被其他部门驳回了。“白痴！傻瓜！”他们会在办公室里抱怨，甚至发飙。“这绝对是一个出色的设计！”或许它是。但是，销售和编辑部门的同事也有他们的工作经验，从Steve那里，我学会了接受，我会认可他们的判断，同意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Steve跟我说了一个他的故事，他曾负责Ralph Lauren传记的设计。他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让书有六种不同版本的封面，每一版本都有一个经典的纯色背景，然后在左上角搭配一个对比色的Polo标志。最后可以把Ralph Lauren的照片放在封底。这本常具有代表性的设计，但被编辑们否决了。所以这事就黄了。Steve仍然为他的想创意感到骄傲，但他明白，这事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他的意见不能代表最终结果。
我也曾为Thomas Hine写的The Total Package做过设计，这是一本解析产品包装世界的书，我拿了一个装布丁粉的小纸盒，把它打开，拆开接缝处，然后压平。我模仿这个盒子被拆开后的外形做了一个封皮，保留了注册的条形码和那个用来测试油墨颜色的小彩虹。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作品。但是，它并没有被采用。他们最终用典雅的黑色和白色，配上各种产品形状作为封皮的图案。但我相信我的工作没有白费。我把它归档在我的文件夹里。我仍然认为这是个很酷的设计。
Steve让我知道，设计的封面被否决并没什么关系。这依然是一个机会。我的工作不是纯粹的艺术家，只做取悦自己的作品。拿出让我自己喜爱，而销售和编辑也同样觉得完美的设计，那是真正的目标。“你的目标不能局限于，” Steve曾经说过。只有让每一个部门都满意了，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封面设计。
当Steve和我遇到瓶颈时，我们也会想办法激励自己。我们会拿一个空的亚光相框，举着它，在办公室里到处比对。这个书柜的木纹会是一个好看的背景图案么？外面的蓝天怎么样呢？（Steve Snider后来用蓝天白云为背景，给David Foster Wallace的Infinite Jest设计了封皮。）
有时候，也有一些来制约我们的选择。比如说，我们被告知，“这本书，你必须用这张照片。因为它是编辑的妹妹拍的。这个事没得商量。”这类事情总叫人觉得无奈，那照片毫无美感可言。
我会说，“太好了，交给我吧。”然后，把照片丢到脚下，踩它八百遍。现在，我会冷静多了。总会有办法的。我的创造力不会仅限于几种设计。一个设计行不通，会有另一个在那等着。我学会了不要太在乎，是否辛辛苦苦的设计最终只是白忙一场。我不会因为作品被否决而耿耿于怀。我的创造力是无限的。我会提出另一种思。我有一百万个想法！我能一整天什么都不做，就在那想！这是态度的问题。
平面设计对任何行业来说都是很好的准备工作，因为可以从中学习到：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有无限多种的解决方案。
很多时候，我们会很难最初的方案，或者抛开已经完成的那部分。但这些对于解决问题来说都不是必需的。打个比方，如果我们依然以为化石燃料是最好的以及唯一的能量来源，那注定是个悲剧。设计让我学到了：每一个今天都要有新的开始方式，以后的每一天也是如此。
Steve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他每天开车送我上班，我们周末一起打网球。他比我年长三十多岁，但我们是绝好的拍档：我从小就没有爸爸; 他有两个女儿，一直想要个儿子。最终，他开始把我带去纽约的办公室，去交那些封面设计。在上，我不停的问他问题，不只是设计，还包括生活。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向你妻子求婚啊？第一份工作你要了多少薪水啊？问问题又不要钱。那就问呗！
带着Steve对我的鼓励和信任，我离开了Little, Brown，开始以设计师的身份做书籍设计。那时正值九十年代后期，大势所趋，我很快把我的业务扩大到网站设计。随后的每一单生意都离不开网站设计。就算你开一个干洗店，也得考虑为它搞个网站。随后，我的朋友们大学毕业了，他们决定开一个网络公司，而我已经在这行做了好久。我们一起成立了Xanga，一个最早的博客社交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