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批新兴职业群体开始出现，诸如律师、医生、记者他们或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化内部，或产生于文化交流之中。其中，以影像为依托的近代中国摄影师群体便是文化交流的产物。
鸦片战争后，外国摄影师纷纷来华。为消除对摄影的心理，弱化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像禁忌，他们积极为慈禧、耆英等上层人士拍摄照片。摄影因具有写实性、趣味性等特点，逐渐获得了中国上层社会的认同，而上层社会对摄影的接受无疑也影响了民间社会的态度。一时间，拍照成为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的时尚消费方式。
影像文化的日益广泛，随之而来的是本土摄影师群体的产生，而早期中国摄影师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或通商口岸。如在开设阿芳馆的黎芳，开设“宜昌”馆的周森峰、张老秋；在广州开设“缤纶”馆的温棣南，开设“芙蓉”馆的梁海初；在上海开设“耀华”馆的施德之，开设“宝记”馆的欧阳石芝；在开设“鸿记”馆的杨远山，开设“丰泰”馆的任景丰；在天津开设“梁时泰”馆的梁时泰；在武汉开设“显真楼”的严添承等人。从摄影师的活动空间来看，大致呈由南向北、从沿海到内地的特点，且具有明显的分布不均衡性。此外，近代中国摄影师职业构成也较为多元。首先，来自传统画师的转行。传统中国社会，对于影像的主要靠绘画来实现。与摄影相比，绘画耗时长，又因画师水平良莠不齐，很难客观反映个人特色。随着摄影的普及，开始选择用摄影取代绘画来留存自己的影像。面对行业冲击，一些画师主动学习摄影术，如“宜昌”油画店的周森峰、张老秋等人，聘请外国人教授摄影术，学成后将油画店改为摄影店，生意较之前大有改观。随后张老秋、谢芬等人又将摄影术传入内地，他们不仅实现了传统画师到摄影师的职业转换，而且将摄影技术及其观念渗透到民间社会。其次，来自社会精英及留学生阶层。近代中国社会，最先接触科技的人往往以社会精英和留学生为主。如林鍼在福建为外商充当翻译，随后受外商聘请，前往美国教授中文。他在美国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学会了摄影技术，还购买一套银版摄影器材带回中国。又如丰泰馆任景丰、上海迎芳馆王雪桥等都曾出国留学，留学期间逐渐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归国后便开始以摄影为业。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社会精英及留学生最早学习了摄影技术，并将影像文化引进中国，促进了摄影技术的推广及影像文化的“再”。
近代中国摄影师主要来源于与摄影相关的行业和社会精英阶层，昂贵的摄影器材也让一般望而却步。诸如由传统画师改行从业的摄影师，将摄影视为谋生手段，属于职业摄影师。而大部分社会精英则视摄影为“娱乐消遣，或挟器具以作旅行良侣，皆可称之摄影家”（欧阳慧锵：《摄影指南》序言，1923年）。无论是职业摄影师还是业余摄影师，他们不仅是中国视觉经验现代转向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影像文化的者。
20世纪初，一批摄影师开始在全国各地成立摄影团体。1913年成立的精武体育会摄学部是国内最早的民间摄影团体。精武体育会摄学部最初以拍摄武术照片为旨趣，在拍摄武术照片的同时，经常组织会员采风，相互摄影技法，逐渐衍生出推广摄影、宣传影像文化的功能。此外，如刘半农、陈万里、郎静山、周瘦鹃等大批知识纷纷加入光社、中华摄影学社等摄影团体。他们除了摄影技法外，还展开摄影理论的研究，“凡是摄影者都是低能儿”“比不上图画”等说法，进一步阐发摄影美学价值，呼吁摄影艺术“最重要的是能表示中国艺术的特色，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陈万里：《大风集》自序，1924年），并提出摄影艺术的个性化、民族化的理论。在摄影尚未完全被国人接受、摄影作品没有被列入艺术作品的时代，近代中国摄影师群体组建摄影团体，以研究摄影为旨，举办摄影展览，出版摄影作品集，通过提高摄影作品的质量，以影像作品向社会推广和宣传摄影，普及摄影知识，逐渐改变传统社会对摄影的观念和态度。当然，早期摄影团体内部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大部分摄影团体存在时间不长，团体内部组织较为松散等。但总体而言，20世纪初期的摄影团体不仅为中国影像文化和本土化探索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提高摄影师专业素养提供了交流平台。
随着摄影师群体的不断壮大，除了成立摄影团体外，摄影师群体还积极组建摄影同业工会组织。1919年，广州率先建立广州摄影公会，随后改名为摄影工会，该工会一经成立，便开始为工人争取福利待遇，替职工调节劳资纠纷，向摄影工人传授摄影技法，并于1922年发行《摄影》，该是国内最早出现的摄影月刊。发刊词中提出：“是以文明国民，莫不有摄影之常识，试即日本而论，自都市以至僻壤，莫不有摄影俱乐部之设。”将摄影的普及与文明国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联系起来，体现了摄影师群体在争取话语和商业竞争中的努力。1924年，广州摄影工会邓燕初、林庭礼等人组成斗争委员会，发动全市摄影工人，支持省港大，并选派代表出席广东省工委召开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黄容光：《八十春秋倩影长留》，《越秀文史》2000年第8期，第69~74页）。摄影工会非常注重行业自治及推动行业发展的各种举措。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求发展，同行间常以开张、周年庆等借口，雇用乐队宣传造势，散发，以低于市场价来招揽顾客。面对恶意的价格竞争，业同业公会提出“为该业信誉计，为商业计，自亦不宜常此如许之也原同业自今年起，一洗过去污点”等（培雯：《一年来的业》，《社会画报》1948年第2卷第1期），积极采取措施市场的价格战，有效控制不正当竞争现象的抬头。
近代中国摄影师不仅是新型视觉形式创造者，同时也是近代文化变迁的者、记录者。摄影技术的发展也预示着读图时代的到来，近代中国摄影师以影像为依托，利用镜头来观察近代中国社会，通过影像来展现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叙事机制，深刻触及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其影响触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概言之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记录近代社会变迁。近代以来，中国摄影师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为国人留下了丰富的视觉片段和宝贵资料。如广州“十八甫”黎镛所摄《广东制造军械厂机器图》，为呈现了近代以来军械工业建设的多元面貌。又如慈禧太后死后，天津福升馆摄影师拍摄了大量“奉安大典”中慈禧出殡、下葬的照片，客观、真实记录了帝制后期慈禧丧事的奢华场面，拍摄“奉安大典”也成为摄影在中国社会的先期实践。
其二，协助处理行政事务。在人事管理上，举凡机构招考职员、学生考试之前都要提供“照像二纸，持像前往到堂，当面比较，倘不相符，立即扣除”（《供事传闻》，《大公报》1904年8月2日）。摄影师所拍证件照被用于查验身份，有效避免了冒名顶替事件的发生。在社会治安上，摄影师拍摄照片开始用于侦破案件，缉拿嫌疑人，相较之前以绘画协助破案而言，不仅提高了办案的准确率，同时也促进了办案效率的提高。
其三，丰富了的日常生活。近代中国摄影师群体作为视觉文化的者，大大丰富了的日常生活。随着摄影迅速开来，对影像的向日常生活留影等多个方面发展。对于而言，摄影更是一种时尚，不仅社会喜欢拍照留作纪念，更有不少、明星等热衷于，他们将视为一种时尚，将照片作为一种社交礼物馈赠朋友，使影像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尹阳硕 单位：中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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