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埭强1942年生于广东番禺，1957年定居于香港。后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攻读设计课程，曾任汕头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现任设计公司“靳与刘”创作总监。凭借中国银行商标、重庆形象设计、港铁年报、机场快线形象以及香港浸会大学的新校徽等作品，获得三百多个设计类奖项（包括1991及1994年亚洲广告奖之最佳企业形象设计、美国洛杉矶国际艺术创作展金奖等），是第一个名列《世界平面设计师名人录》的华人平面设计师。
你不一定知道靳埭强是谁，但可能每天都与他的作品邂逅。中国银行醒目的商标正出自他的手笔，这个红色商标现在是设计史上的经典作品，无人不识。他自1967年投入设计工作，至今已有46个年头，港铁年报、机场快线形象以及香港浸会大学的新校徽都是其代表作品。
今年8月，71岁的香港著名平面设计师靳埭强回“娘家”广州，举办个人海报展览与沙龙活动。沙龙上，靳埭强身着一套黑色休闲套装，笑容可掬。“只要有一个人听不懂粤语，我都会坚持全程普通话，决不让大家白跑一趟。当然我的普通话很普通，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一句开场白，逗得全场观众捧腹大笑。在设计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靳埭强为“靳叔”。这位“香港平面设计教父”身上丝毫没有“大牌”脾性，一旦打开了话匣子，无所不谈。
裁缝十年
靳埭强祖籍广州番禺，祖父是广州有名的民间工艺师，从事灰塑建筑装饰艺术，还曾作为领班参与广州陈家祠的灰塑修建。他上一代长辈有著名的岭南派画家靳永年，伯父靳微天及姑母靳思薇早在五六十年代已是香港著名画家。物理学博士的弟弟靳杰强在国画方面亦小有成就，兄弟俩曾多次在香港及美国举办二人联展，同辈亲戚还有羽西品牌化妆品创始人靳羽西女士。
然而，他的艺术生涯起初却并不顺利。1957年，15岁的靳埭强跟随父亲到香港定居。“当时很穷，很多人住木屋，没有书读就做学徒。”靳埭强回忆，怀着要当一名艺术家理想的他，小小年纪进入社会当裁缝学徒，补贴家用因为他不忍心父亲一人独立支撑整个家。日子就在裁裁剪剪中过了十年，“打工仔”的生活早出晚归，早上9点开工，晚上9点半归家。“那个年头，有一技之长谋生总是好的。当时，一般的香港人工作之余赌赌马、搓搓麻将，但我总觉得不是滋味，还在发白日梦，看书，写日记、杂文，是个文艺青年。”趁着星期日有半天假，他跑去跟伯父学了两年水彩、素描等基础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香港广告仍受包豪斯前的欧美广告画、东洋浮世绘影响。到了六十年代，美国设计师石汉瑞（HenrySteiner）到港创立图语设计公司，他的设计作品成为一时典范，香港设计走入平稳起步阶段。“六七暴动”后，殖民地政府对华人友善起来，实施了“积极不干预政策”刺激经济，带动了轻工业发展，其中就包括设计业。
靳埭强“梦想”的转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了一个校外进修部的设计夜间课程班，授课老师是赴美攻读四年艺术课程后学成归来的王无邪，留学德国的钟培正，课程包括德国包豪斯设计理论及平面设计。靳埭强被课程吸引了，马上报了名。但夜间课程晚上7点开课，而他晚上9点半才下班，这两个小时如何分身？所幸的是，靳埭强当时的老板赏识他的才华，同意他只要做好工作就能提前下班。
“我刚好遇上这个环境，如果我早10年到香港学广告，未必会有今天的发展。”靳埭强一直强调时代的重要性。的确，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处于成长期，设计师试图将中国本土文化糅进香港设计里，“香港风格”逐渐形成。这时，靳埭强与同学张树新及几位旧同事合伙创业，成立新思域设计制作，这就是他现在公司“靳与刘”的前身。后来，香港的设计行业经过多年发展，逐渐培育出陈幼坚、李永铨、黄炳培（又一山人）、高少康等第二代、第三代优秀设计师。
设计一定要“啱心水”
靳埭强俨如一本设计掌故活字典，是香港设计发展史百科全书，熟知广告与设计之间的关系、历史、渊源。他爱思考，有自己一套哲学：设计源于生活，艺术得自心源。靳埭强坦承，香港画家吕寿琨在艺术领域的革新思想，对他影响至深。1958年起，靳埭强跟随吕寿琨习画。吕寿琨给他写了个锦囊：师古、师自然、师自我即向古人、向大自然、向自己学习。靳埭强将这几句话铭记于心，在先生逝世后，学习历代山水画大师范宽、李成等名家之作，还曾独自跑到户外写生，对象是大自然的云烟。
在这之前，靳埭强在19741979年曾做过5年全盘西化的设计，他把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融入水墨画中，呈现机械型、几何型效果。“我在向大自然学习的过程中，我开始反省，为什么是自己追他人的潮流，不是自己开创潮流？”靳埭强开始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传统书法的笔触被他大胆地融入设计，荷花、水墨、汉字这些极具中国文化意味的元素开始出现在他作品中。“靳氏风格”的设计水墨开始自成一派：一支断裂的铅笔和一把断尺组成的画面，寓意“设计要打破标准，不受工具限制”；一枚晕染的红点，四周以水墨山峰环绕，形似母亲的乳房，传递出“爱母亲，更爱大地”的思考。这股“中国风”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发不可收拾，中国银行古钱商标也是在这种理念下横空出世。
1980年，靳埭强被中银集团总行委以设计标志。“我接到设计任务时心里有些害怕，中国当时刚打倒四人帮，环境保守。”他说，他当时向中银集团总行香港分行的主管索要五位数报酬，他们觉得是天价：“因为内地工人一个月工资才36元。国内设计师设计一个标志才几十元。”受到古钱币的启发，靳埭强以中国古钱币为基本形态，中间方孔，上下加垂直线，成为“中”字形状，又暗合天圆地方之意。“想前人未想，做前人未做”、“识得问为乜，设计乜都得”(懂得去咨询，什么都能设计出来)。靳埭强说，“如何让一张白纸变得好看？设计师最重要尝试、想象力，要想办法让它独特，有趣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银行在内地公开使用这个标志。而靳埭强凭此获得CA奖(美国传达艺术奖)，名噪一时。
或是在裁缝界打滚了10年所落下的“职业病”，靳埭强始终认为做设计与做裁缝道理如一，设计师负责令产品看起来既美观又让客户满意。他认为，成功的企业必须要有良好的品牌形象，而企业本身是良好的品牌形象的基础，作为设计师则必须了解企业的这些特点。正如他那句很出名的设计语录，“做设计就像做裁缝。做裁缝是注重为他人度身订做一套衣服，是要别人穿起来舒适，看起来美观，又合他的心意。”
与东西方的设计界巨头碰面
1997年香港回归，靳埭强设计的一款海报，主体图案是把香港地图折成一条纸船，喻意回归童真与母亲的怀抱。儿童的元素经常出现在他的平面设计当中，孩子游戏中的“沙包”、玻璃球、涂鸦等等，都成了他常用的设计符号。
回想起来，靳埭强记忆里最困难的工作，或许是9年前替重庆设计城市标志。这个标志诞生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重庆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任何一个具象的东西，如朝天门、解放碑、大礼堂等，都很难代表重庆。难就难在要得到当地市民的普遍认可。”为了充分了解这座城市，他从五所大学找来设计专业学生座谈，了解重庆文化，收集大量资料。经过无数次修改，最终定稿的城标图案是两个人形的“庆”字。“庆”字的形象如手舞足蹈的人，喻意重庆人乐观向上的性格，也有“巴”文化“宽厚乐天”的意蕴；两个“庆”字叠加，有“重”的意义，也体现了重庆作为超大城市接纳众多外来人口，兼容并蓄的特点。
这些优秀的设计作品，让靳埭强有了“香港平面设计教父”的头衔。除了恩师吕寿琨，东西方设计界大师们也是他学习的对象。
在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书信维系着靳埭强与美国顶尖设计师保罗兰德的情分。保罗兰德（PaulRand，1914-1996），是ABC、IBM、UPS等美国著名公司商标设计者、曾任耶鲁大学平面设计教授。上世纪80年代初，靳埭强寄出一封信给保罗兰德，并附上自己新出版的第一本水墨作品集《靳埭强画集》。很快地，靳埭强收到回信，二人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书信情缘。
“PaulRand给我的第一封信，除了表示欣赏我的才华外，还表示希望看我的商业作品。第二封信是透露出对我们中华文化的爱慕之情，鼓励我要珍惜我国文化。”靳很快地给保罗兰德寄了海报作品《墨我浓情海报专辑》，并希望他能写篇评论文章。遗憾的是，保罗兰德年事已高无法写了，他给靳埭强第3封回信也是最后一封信，“我看到你现在的作品好多了。”虽然没有长篇大论，偶像一句简短的话也让靳埭强开心了许久。二人曾有一次简短的会面。1989年，靳埭强应邀参与东京的泛太平洋设计会议，担任演讲嘉宾，恰好东西方设计界巨头美国的保罗兰德与日本的龟仓雄策，亦在会议上展开大师级对谈。席间，靳埭强与偶像近距离地会面了，“我们还交换了名片，我给他的那款名片我仍在用。”
靳埭强的作品曾被日本的设计丛书Creation（《创作》）杂志收录，且是唯一一位作品被推荐收录的中国籍设计师。背后的伯乐正是被誉为日本现代平面设计之父的龟仓雄策。他曾经采访过龟仓雄策，龟仓的故事也被收录在靳叔的《日本设计师对谈录》书中。有次在东京，靳埭强拜访龟仓，却遇上一个多小时的“大塞车”。靳迟到了，龟仓有理由拒绝他的来访，但靳埭强说了一番话让龟仓回心转意。“我说，很高兴能拜访您，我十几年前初学设计时已经很崇拜您，很希望拜访您，您的作品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方才的塞车，我觉得比10年还长。”听了这番深情表白后，龟仓开怀大笑。
靳拜访龟仓时，已于晚年的龟仓正在编辑日本设计大师的设计丛书《Creation》，一辑合共20本，该杂志每一期介绍几位世界级的设计大师及其丰富的作品。龟仓看完靳的作品后，邀请靳提供100件作品供其挑选，并收录选中的作品在杂志中。靳埭强回忆说，他当时对我说，你别告诉别的日本设计师，香港的只收录你一人的作品，“龟仓是位给予我很大支持的前辈，没有架子，就像一位老人家、长辈。”令人惋惜的是，龟仓雄策编辑完20本《Creation》后，与保罗兰德在1996年溘然长逝。（实习生苏嘉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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